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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蒙:文学,让一个民族更富创造力

时间:2009-11-18 来源:人民网 作者:szw 摄影: 编辑: 上传: 阅读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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坛主小传

  王蒙,当代著名作家,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。曾任文化部部长、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、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等职,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、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职。从1953年开始创作至今,他一直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,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、最具有活力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。已发表文学作品近1000万字,19岁开始写的处女作《青春万岁》至今一再出版不衰。

  核心提示

  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作品比较厚重、有分量,常常是指它的道德拷问和道德辩解的含量。缺少道德含量的文学作品,往往会令人感到轻薄。

  知道一个人一辈子活下来不容易,坚持道德原则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不容易。人们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,淡然看待得失,不轻易在人生坎坷中低头服输、悲观失望。

  什么叫创造?没有想象就没有创造。我们整天讲创造,但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民族怎么可能有创造呢?一个缺少文学细胞的群体,一个缺少阅读的群体,往往也缺少创造能力。

  今天我想讲文学和道德的关系,文学对人生艰难奋斗的描写,文学对人类智慧的作用,文学对人想象力的帮助。

  忏悔救赎 劝善惩恶

  有许多文学作品都承担了道德拷问,对自我和对人类的道德发出疑问。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作品比较厚重、有分量,常常是指它的道德拷问和道德辩解的含量。这不是说文学一定要讨论道德问题,那样就变成道学了,有很多大家喜欢的作品并不牵扯道德,就是讲风花雪月,甚至还可以嘲笑道德。但这种缺少道德含量的文学作品,往往会令人感到轻。运,文学最震撼人灵魂的力量,恰恰是它所承载的道德。

  国外有一些很著名的拿道德来拷问自身的作品。如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,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,在他的姑妈家与侍女喀秋莎轻率地发生了性关系,女孩怀了孕,被他姑妈赶了出去,当了妓女,牵扯到一个冤案中,之后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发现这个已更名为玛丝洛娃的女子,因为陪审团的漠然,玛丝洛娃被判终身流放,聂赫留朵夫为救赎自己的灵魂,决定牺牲一切陪玛丝洛娃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。

  法国作家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,主人公冉阿让,为了他姐姐的孩子去偷面包而被判处徒刑,后来越狱逃跑,住在一个神父家里,偷走了神父独一无二的银餐具,第二天还没逃离镇子就被警察抓住了,结果那个神父说不是冉阿让偷的,是他送给冉阿让做纪念的。因为这件事的触动,主人公冉阿让幡然悔悟,从此变成了一个圣徒,到处帮助别人,做了大量的好事,并在一个城市被选为市长,但与此同时,警方缉拿越狱逃犯,抓住了跟冉阿让长得很像的一个人,冉阿让站出来说,“他不是,我才是真正的逃犯。”作品大开大阖地把人放在一个极端境遇下,考验人的道德。

那么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?有,比如说京剧《除三害》,一害猛虎,另一害蛟龙,一个叫周处的人把猛虎和蛟龙都制服了,家乡的人却都说,我们还有一害,这个人就是你,因为你强横、喜欢欺负人。他听了很受刺激,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好人。中国还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,说有个小孩叫天宝,读书时冻僵了,被王员外救助,之后在王员外家却有很多不良表现,于是被王员外赶出家门,小孩最后改邪归正,还考中了举人,浪子回头金不换。

 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,外国这类故事和中国故事还是有点不一样,中国故事强调:不管你做过多少坏事,有过多少坏心,只要变好了,你就有光明前途,有很好的社会地位。但是外国文学作品特别强调道德上的负罪感给人的压力,对于一个人来说,没有什么比负罪感更痛苦的了。有时候看《复活》,我就常常联想到中国一个形式上有点类似的故事《苏三起解》,王金龙有钱的时候,全心全意地迷上了苏三,但是后来没钱了,被妓院老鸨赶了出来,他就去考试,后来中举做官,而苏三被妓院卖出去了,卖掉以后也是扯到一个冤案当中,这个冤案和玛丝洛娃的一模一样,也是坏人没把妓女苏三药死,却药死了别人,反诬是苏三药死的。《复活》中聂赫留朵夫是陪审员,《苏三起解》中王金龙是主审官,两篇故事比较相近,但是完全不一样,《复活》中体味的是灵魂里的翻江倒海,聂赫留朵夫如果不能救助玛丝洛娃,那真是毋宁死——不如死掉,但在《苏三起解》中,苏三激愤,王金龙尴尬,审案中阴一句阳一句,深一句浅一句,虽然故事充满了戏剧元素,但总体上是个喜剧,苏三的遭遇只是变成了一个喜剧材料。

  艰难困苦 玉汝于成

  文学作品中有大量记载或歌颂,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,在人生中蒙受到屈辱、折磨、考验,但是最后取得了人生某方面的辉煌,对于面对困难的读者来说,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:不是我最痛苦,有比我更痛苦的;不是我最倒霉,有比我更倒霉的;不是我最窝囊,有比我更冤屈的。从另一面来说,就是鼓励你,身处逆境要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克服,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。比如有很多名人传记文学里,描写小时候家里怎么穷困,上学怎么受到有钱人的嘲笑,甚至被学校除名,坐过监狱,挨过饿,挨过打,但是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,最后成为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文学家……我们在文学里可以得到无数这样的范例,有时候我们可以把传记文学和准传记文学称之为“丑小鸭文学模式”。

  安徒生的童话《丑小鸭》,一个天鹅蛋混在鸭蛋里,被老鸭子一块孵了出来,小天鹅长得不像鸭子,显得很好笑,连妈妈都不喜欢它,它被误认为鸡,可是不会打鸣,被农民拿去捉老鼠,又被赶出来,被嘲笑一点用处都没有,它自己也抬不起头来,但是最后,它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天鹅。一些文学理论家是怎么评论《丑小鸭》的呢?说《丑小鸭》就是安徒生的自传,因为安徒生一生穷困坎坷,他写诗卖诗,走在大街上,将写好的诗放在包里,见人就问:你们有喜欢诗的没有,我这有两首;有想要爱情诗的吗,我这有一首;有想要歌颂诗的吗,我这有五首;有想要悼亡亲人或者朋友的诗吗,我这也有。有时候从早到晚卖不出一首诗,这是在当时的哥本哈根,如果现在南京街头走过一个人,长长的头发,面有菜色,二目无光,然后拉着你问“要诗吗?我这有。”你很可能怀疑他有什么毛。枰偷揭皆壕戎,或报告警察,说这有个扰乱社会秩序的诗人,这就是“丑小鸭模式”。

  还有个“狄更斯模式”。英国小说家狄更斯,喜欢写本来是贵族出身的儿童,落到坏人手中,几乎学坏了,但是他的本性是高贵的,经过各种危难,最后回到贵族家庭,又变成了一个高尚、文雅、有地位的选民,所谓选民就是被上帝所选中过好日子的人,但是回想起他原来的经历,恐怖极了,强盗、杀人犯、小偷、乞丐、骗子,在他的少年时代,不知多少次差点落入犯罪和堕落的深渊,万劫而不复,但是最后他得救了。
中国这一类作品往往是忠臣蒙冤的模式。一个忠臣受了冤屈,沉冤如海,尝遍了人间苦痛,但是仍然坚持读圣贤书,坚持学好不学坏,最终拨开云雾见青天,有了出头之日,还为自己雪洗耻辱。比如说赵氏孤儿的故事,春秋战国时期,晋国奸臣屠岸贾杀忠臣赵朔全家,赵朔的妻子是晋王的姐妹,就躲到王宫里去了,屠岸贾杀不了她,但他包围了王宫,因为她这还有个婴儿,就是赵朔的儿子,屠岸贾要斩草除根。对赵家极为忠诚的两人是程婴和公孙杵臼,这两人想办法把赵朔的儿子偷运了出来,公孙杵臼问程婴,死和育孤哪个更困难,育孤就是保护、养育孤儿,程婴说死很容易,在这种追杀的情况下育孤太难了,公孙杵臼说,既然这样,你把死的任务交给我,育孤的任务你来。程婴有个儿子和赵氏孤儿一般大,公孙杵臼把赵氏孤儿和程婴的儿子掉了包,带了程婴儿子逃跑。程婴和公孙杵臼不同方向分头跑,程婴被屠岸贾抓住了,问赵氏孤儿哪里去了,程婴表现得很贪财,你要让我告诉你也不难,给我千金,千金究竟是千根金条还是千块元宝也弄不清楚,反正是一大笔钱,屠岸贾说好,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,于是程婴就带着屠岸贾的手下,抓着了公孙杵臼,公孙杵臼果然抱着个孩子,公孙杵臼破口大骂程婴,见利忘义,无耻之尤,大骂一通,屠岸贾当着程婴的面把公孙杵臼和假扮赵氏孤儿的小孩全杀死了,然后程婴回到家乡,陪着真正的赵氏孤儿度日,一直到新皇帝平反赵家血案。皇上说可惜已经没有后人,平反也没用了,中国特别讲究血缘关系,这时候有人报告说,不,赵家有后,于是程婴把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带进都城,被封了大官,回头来再杀屠岸贾,然后程婴说我最好的伙伴是公孙杵臼,当时为了育孤我没有死,现在育孤的任务完成,为赵家报仇的任务也完成,我该去找公孙杵臼了,立马自杀。这个故事传到欧洲后,法国的伏尔泰和德国的歌德两人都非常感动,都想把它搬上舞台,歌德没有把它改完,但是伏尔泰改出来了,起名《中国孤儿》,而且在法国上演了,最后还在欧洲其他地方上演。

  这些故事虽然离我们非常遥远,现代人碰到的困难和挫折,也不是这种类型的问题,但是文学本身在呼唤这样一种精神,就是不要怕苦,不要怕考验,不要怕蒙冤,不要怕别人不理解,不要怕挨骂,甚至不要怕掉脑袋和断子绝孙,认定了就应该坚持那个正确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歌德、伏尔泰这些大师级的欧洲文化巨人,都深深地被赵氏孤儿的故事所感动。

  类似的忠臣蒙冤题材,其实在我们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,像电影《灵与肉》、《牧马人》等,实际上也在演绎蒙冤和艰苦奋斗的故事。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相对好的时代,冤枉和迫害比过去越来越少,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必要阅读这样一些书,知道一个人一辈子想活下来并不容易,想坚持道德原则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并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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